如果说我们想要收藏级别的古董，那翻印没意义。翻印不可能翻出古董。最多也就像二玄社翻故宫字画一样，做个“次真迹一等”的造像。说起来造像也有人欣赏，不过太小众。
如果说市场上人们都想买本看看该古籍究竟啥样，更不可能，果真如此，搞古籍翻印早发了，哪能像现在这样穷酸，还需要国家投入。
如果说我们想要的是古籍的纯内容，那么众所周知，几乎所有古籍的文本内容几乎都公开了，即便未公开的文本，打字印刷，实际上是花不了几个钱的，况且古往今来，古籍中内容相互包容的情况很普遍（这也是古籍校勘的基本依据）。对此，从来都是将文本重新排印，没必要翻印。古籍复印，古人之所以要影刻，在于排版容易出错，而影刻每个字都是拓印过来的，没得错。但这对于数字化的时代今天，古籍翻印就为这个的话，未免有点自甘落后的意思，不值得兴举国之力来做。
如果说我们要原著的精确内容（可供校勘的图像），那翻拍已经就够。这种需求显然是极少数，完全没必要一个国家级的“善本再造工程”来支撑。
如果说我们想要古籍的那种纸张、排版、印刷和装订样式，那么现在用通用字库直接排成古籍样式也行。实际上这种样式的翻印本早就有，只不过如前所说——不好看，用的都是现代通用宋体字，“没味”，令人不能产生面对千年古籍由内而生的叹服。
那么，如果上述都不是，那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请仔细想一下：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实际上我们想要、想继承的，是古籍中风格优美的字体。
雕版字体是书法艺术发展到刻版印刷时代的新高度，而不是诸如版式、纸张、印刷、装订等字体之外的东西。或曰：字体之外的东西，我们一直就能做得很好，甚至更好，用不着费劲去“继承”，而字体却有不同。这就说到了汉字的特殊性。汉字书法的特殊性。
由于历史过程不同，中文最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很多问题只会出现在中文里。譬如造字问题、标准化问题、书法问题等等。我们对中文出版印刷的现代化，本不应简单采用以拼音文字为基础的横排活字。印刷史说明了这一点。当代西方科技领先于我们，计算机字库技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为了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西方文化。但我们对于西方现代科技，尤其是针对文化的基础（文字）方面的技术应用，应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恰当理解。
由于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中国人历来重视中文建设。唐代科举取士设有“书学”，书法好的甚至能做官。今天看来这有点像天方夜谭，可事实如此。宋代宋徽宗的瘦金书，成就一流。元代时间虽短，也有赵孟頫这样书艺一流的大家。清乾隆皇帝书艺虽平，但极具热心，贡献也绝大。
为什么书法艺术这样吸引历朝历代的精力？如果囿于艺术的思维与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就low了，如果上升到“信息传播”这个层次来看待，上升到社会需要的角度来看待，上升到中文是世上唯一传承有序的大字符集象形文字高度来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书法是中文从简单记录工具转为社会信息传播工具的一条必经之路。如果没有历朝历代大皇上（官方）的提倡，其传承功能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与便捷性。
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提倡这个，其自身的优点必不可少，作为优美特征的艺术性也是原因之一。传统汉字书法作品一般篇幅都偏小，单篇字数不多。颜柳欧赵传世作品，最多千把字，少的几个字。每发现一篇幅稍大的作品，都值得整个书法界庆贺一番，为何《兰亭序》那么得宠？字数较多是一个重要原因（启功观点）。后如《灵飞经》、敦煌写经的发现，都是不得了的大事。从唐代刻经可知，那时的刻本无论字体、字数还是刻制质量都很低，迨及宋版书，技术积累达成质的跃升，篇幅不仅可以长，甚至超长。
雕版书出版皆手书后刻版印制，书法各自独立，字体因书写不同而变化万千。明谢肇浙在《五杂俎》中云：“书所以贵宋版者，不惟点画无讹，亦且笺刻精妙，若法帖。”著名的淳化阁帖即为木板雕制，可见当时雕工水平。由于活字一直不能解决美观问题，所以一直不入流而被排挤（详见印刷史）。
现在的书法界一直目光较窄，只把书法局限于字符书写的方式方法等，忘了尽管刻本字和传统书法不同，尽管样式经过了刻刀，雕版书法也不能说完全脱离“匠气”，但也是一种书法存在方式（其实中文作为大字符集文字，要想提高质量，不可能和书法无关，即便现在的ttf也一样）。如果不仅从书法，而且从字符表达史来看，从手工书法→碑刻→刻板→书法馆阁体→肤廓体→活字→标准宋体→现代信息传播——这是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雕版制作技术水平的提高，需要有一个积累过程，刻字难度的增加，必然要求印刷技术的大工业化生产，工艺过程的标准化要求。社会需求要雕版字体从书法艺术性转为社会通用的统一性。这种要求从赵壹《非草书》就开始了，直到了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阶段才有了实际动力。由此可见工业化大生产以及标准化对艺术性的无视。入清后，首先从书法上就产生了专事科举的台阁体（又称“馆阁体”，乌方光），在书籍印制方面，更加注重实用、速度、工艺质量。所以无论从刻制简易与美观相结合的程度，还是用刀的方便性。工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统一化、标准化的活字。
从我们对古籍的保护策略里似乎也能略见端倪。所谓对古籍的保护策略就是“宋元以前从宽、明清两代从严”。为什么宋元（之前的更少）“从宽”？因为宋元刻本字体（真草隶篆、颜柳欧赵）诸体皆备，且刻制精良；而明清刻本字体却往往因大规模、大部头印排，要求规范化、通用化的关系，字体趋同。明时略好，但明风格粗放（所谓“粗大明”），质量不高，到清康雍乾盛世，精细程度够了（如“武英殿本”），但字体已全趋活字化、宋体化、方块化、规范化，书法意义和刻本优雅已让位大工业的高效生产。
为什么字体这么重要？因为从中国传统书法发展到现在既能适应大工业化印刷信息传播又能适应各种艺术设计的现代印刷字体之间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继承、过度和传承的历史。近代以来，随着印刷作为传播工具的技术进步和质量提高，国人人工手书的毛笔书法艺术水平降至谷底。尤其到现今电子时代，书法已进博物馆（非遗）。对前人所取得辉煌的艺术成就，我们只有敬仰，再想达到已不可能了。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对书法的贡献各不相同。仅从书法出发，对书法演变，不能提纲挈领地理解。从汉字发展的角度，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理解，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其变化规律。就会明白将来中文美术性的发展方向。
伴随着近一两千年气候的变化，中华民族生活起居从席地转为垂足桌椅，楷书环境遂生。经中国文化盛世开国大帝唐太宗李世民提倡，书法（尤其是楷书）水平一路飙升至顶峰（所谓“出生期”的极点），此后一路缓降。宋代对于书法的贡献在于将书法艺术从纸面手书（包括碑刻）转入更便于传播的雕版印刷制品，活字印刷乃是此番技术进步中必然的发明。到清，印刷字体已从各种书法转为更工业化的纯活字，并成熟为宋体。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字，不仅仅作为一种记录和传播信息的工具，也是作为一门艺术的发生、成长、演变的过程。从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中国书法唐代楷书→宋代雕版→明清活字→现代字库的发展脉络，及其逐步从囿于相对少数人群的艺术象牙塔走向社会公有应用的脉络，终因数字化而彻底溃散。
对古籍字体来说，今天再想达到当年的水平（书写、覆刻、翻刻、影刻）已无可能或成本过高，也无此必要。对于古籍中的字体，我们的最佳途径就是继承。这就是迄今为止古籍影印最深刻的根本性原因——源于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情怀。说到底，古籍翻印是一种美术追求，是大字符集语言文化的必然追求。
中国文字的美术状态是文化优雅的外在表现。文化要想深入人心，要想占领人们的灵魂，首先需要的就是美。只有美的，才有可能令人心悦诚服。就像现在我们对古籍的态度。因为古籍（例如宋版书）的优美，所以我们才去保存它，翻印它。如果其美学价值降低了，例如明清刻本，我们的态度就会改变（“从严”）。
刻本字体对于中国书法来讲，是一个新阶段。
书法经历了几个阶段之后，到宋代的刻版，可谓达到了艺术与实用相结合的最高阶段。尽管自从有楷书时就有刻本，但是作为一种艺术品，宋刻本才真正达到应有的艺术档次。宋刻本不仅仅是艺术品，更是实际上的文化传播使者。书法说“唐人尚法”，那是指的楷书创作，但是作为具有真正广博意义的印刷字体，源于宋代。后世所有“宋楷黑仿”，宋代都有出现。宋刻本字是迄今为止所有汉字字体的鼻祖，也是汉字字体之渊薮。
书法之于国人的感情非外人所能理解。我们常说“见字如面”。这是几十年前一句人们日常书信中常说的话。现在手书极少，遂转于阅读的图书。阅读古代小说、诗歌，文本已经知道了，此时传承的，只能是字体才最可宝贵。不少出版社在名著编校序中常称“本著作以××本为底本，参阅××本、××本，得出本成果”等等。很可惜，用通用字库排印，看着让人心里起疑：“诚如所云吗”？不能心悦诚服。古籍影印实际上是满足这部分人或这部分心理。见到了古籍的字，才“见字如面”，才真从内底认可了手中这本书“的确来自原著”！没有原著的字，让人们拿什么相信所云为真？
这就说到了字库级翻印古籍的物理意义。字库级翻印的技术本质是：以字为单位，对古籍进行分割、索引和矢量化。以字为单位进行翻印，也算是对古籍最细致的分割修复。从刻本字体本身来说，由于本就是用刻刀刻出来的，其黑白色的物理属性与ttf完全契合。书法字体边缘或因有洇渗而产生灰阶，这在刻版中本不存在，也不该存在。既如此，刻本字体的质量完全取决于制作者对原著扫描的细密程度和对原著字体的整体把握（粗细、轻重、版面均匀度等等）。
既然我们对古籍除了字体之外的都在掌握之中，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对字体也做一个完整的继承，那才能算作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继承工作做彻底了。况且字库级翻印古籍还有诸多影印所实现不了的好处。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做字库级翻印古籍的原因。
古籍的字就在那。
字体渊薮就在那
